独治大明 第239节 (第3/8页)

这处高台就被称为“逃债台”、“避债台”。

    由此可见，放贷从封建社会产生便已经存在了，甚至成为很多当权者的敛财手段。

    像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豢养了三千多位食客，其经济来源主要是靠放债赚取利息，而和坤的富有离不开金融产业的收入。

    据《后汉书庞参传》记载，汉安帝刘祜永初四年，东汉帝国与羌人作战，军费大增，加上连年欠收，官方积欠私人的债款达几十亿之多。汉顺帝刘保永和六年，皇帝下诏向富裕的百姓借钱，诏假民有赀者户钱一千。

    作为皇帝都成为了借贷者，可见放贷早已经融入了华夏的历史洪流之中。

    到了元朝，放贷成为国家的恶瘤，为此元廷还推出了一项措施。

    大定十三年，因为民间质典利息太高，金世宗完颜雍下令在中都、东平、真定等处设置质典库，称为“流泉”，抵押款照抵押物的七成估价，月息一分，过了二十五个月不赎回，就下架质押的物品出卖。

    只是这种措施注定无法阻止民间放贷业的发展，而将金融业务推向顶峰正是大名鼎鼎的山西票号。

    有数据表明，仅乔氏一家的票号，一年的流动资金就达到了白银八百万两到一千万两之多。乔致庸拥有票号、店铺等不下二百多处，总资产在几千万两白银以上。

    朱元璋夺取天下的时候，亦是意识到金融放贷业务的危害，故而《大明律》明确规定：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，每月收利不得超过三分，每月虽多，不过一本一利。

    只是这个法律阻止不了金融业的发展，单是明朝当铺的名称便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