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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绝不宜半途而止。’

    对于朝廷轻易听信郑戩之言，做出‘城水洛’的决议，陆辞纵然无奈，却也愿予以体谅。

    毕竟不论是赵祯还是其他宰执大臣们，皆身在京师多年，绝大多数不曾身涉陕西地带，更遑论了解此时的特殊形势了。

    会被郑戩那美好的愿景式分析蛊惑，急于拍板决定，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。

    本该清楚此路情形、却急于立功、而刻意疏忽隐患的郑戩有多可恶，姑且不提。

    跟急修水洛城、让本就不堪重负的民情雪上加霜、略微搅乱战局相比，陆辞还是认为，倘若贸然让朝廷撤回决定、中止修建水洛所能带来的潜在危害，要更严重。

    比轻率拍板决策更能贻害根基的，自然是出尔反尔、朝令夕改。

    不仅让正处于精神紧绷时期的将士们迷茫而不知所措，更是极大地损害了朝廷威信，叫百姓们对前后矛盾的诏令满怀质疑，也让甫一得到希望、又眼睁睁地看着它破灭的蕃民大为不满。

    换言之，郑戩已以城水洛为诱饵、招抚了数家生民大户，此事可谓势在必行——往好处想，现城水洛，虽是弊大于利，倒也并非一无是处。

    只是为避免相似的‘建寨立城’之请层出不穷，对郑戩职权的变更与安置，就成了重中之重了：前有种世衡，后有郑戩，若是让其他边城官员错误地读出‘筑城即得嘉奖’的信号，那本就吃紧的财政便将急剧崩塌，朝廷也将烦不胜烦。

    即使陆辞写得含蓄，对有意误导了自己的郑戩已是一肚子火的赵祯，也不可能毫无反应。

    他也清楚，为避免此事影响宋蕃亲睦，当尽快派遣使者，向唃厮啰做出日